影響台灣的100件大事
牡丹社事件
1874年，日本藉口54名琉球人在南台灣被原住民殺害，出兵攻打南台灣，爆發了牡丹社事件，事後改變了清帝國的治台政策。
同樣面對西方的船堅砲利，日本顯然比中華帝國有更深刻的覺悟。日本在幕府時代的末期，開始受到西方勢力的進逼，內部有一部分有志之士如吉田松陰、橋本左內、平野國臣等人提倡「尊王攘夷」，他們以大義名分為標榜的國體論─皇室中心論，不僅對內發揮了打倒幕府、建立統一國家的作用，為明治維新埋下伏筆，更進一步構成對外發展的理論基礎。他們認為非經略朝鮮滿州，不能保全日本國家的存立。日後參議陸軍大將西鄉隆盛、外務卿副島種臣等人提倡的「征韓論」實係同一思想脈絡，他們聲言必在東亞稱霸，而後始能與歐美諸國並肩。日本近代的軍國主義已然萌芽。1868年，日本開始推動明治維新，實行廢藩制縣的結果，過去諸侯們所豢養的武士失去優勢，因此對外擴張有助於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而且，自幕末以來，日本內部紛亂不已，內戰頻繁，因此對外的征戰還可以轉移目標，避免內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日本開始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之路。
觀察日本自明治以至於二次大戰，其對外擴張的路線，分為陸上及海上兩路線。陸路由朝鮮、進入滿州、華中，而入華南；海上則由琉球、台灣，繼而南向進入南洋。
明治天皇上台的7年後，1874年，日本終於發兵進入台灣。此次日本進兵台灣，與美國官員的慫恿與推動有關。而美國的態度，又因發生在1867年的「羅發號」船難事件有著關鍵性的影響。讓我們先從羅發號船難事件說起。
1867年（清同治六年）3月，有一艘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或譯「羅妹」）在屏東七星岩觸礁，逃生的10多人上岸後被原住民殺害，只剩下一名粵籍水手逃到打狗（高雄）告官。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er）趕來台，欲入原住民區，台灣鎮總兵劉明燈以「生番兇悍，怕遭不測」為由加以勸阻，李仙得不聽，親率二艦往討，遭土著還擊，失利而回。台灣鎮總兵劉明燈恐美國再行大舉前來，乃與李仙得商議會討原住民地。8月13日劉明燈果然率兵500名進入瑯王喬（恆春），陪同李仙得所率的美軍攻擊台灣原住民，苦戰至10月9日和談收兵。李仙得親入「番」地，威脅利誘，與南部的18「番」社大酋長締結條約，約定此後如有船難，由該土著妥為救護。這個條約經美國政府承認，是正式的國際條約，而且是清朝大員陪同美國領事合討原住民所訂的，清廷方面也沒有否認。則清廷無異是否定自己對原住民區的統轄。由於李仙得有此次經驗，對台灣的原住民區更了解，回去之後化名寫了一本書─《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Chinese Empire？》（台灣土著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他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7年後，這種「番地無主論」，成為日本對台發動「牡丹社事件」的理論基礎，而李仙得也在清日交涉談判中擔任日方的顧問。
日本開始推動明治維新的3年後，也學西方開始派使到清國商談通商條約，1871年（清同治10年），又派使到清國簽訂修好條規、通商章程。就在這一年的10月，有66名琉球人發生船難，其中54名漂至南台灣恆春半島東岸八瑤灣附近，上岸後遭當地原住民殺害（殺害琉球人的原住民是高士佛社，不是牡丹社）。1872年3月，又有日本小田縣民4人，也在南台灣遇害，日本大譁。1873年日本全權特使副島種臣乘互換修約之便，特派代表向清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署）提出要求懲處台灣「番」民，並質問台灣的「熟番」「生番」經界如何。
到底日本有無權力過問琉球的事？按琉球原本是一個獨立的王國，不過自明朝朱元璋時代，即開始向明帝國朝貢（朝貢是小國與閉關自守的大國之間，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貿易方法，因為他們進貢土產之後，往往可以換回許多回賜品，所以有學者稱之為「朝貢貿易」）。但是到了1602年（明萬曆30年），琉球又向日本薩摩藩（今鹿兒島）諸侯朝貢稱藩。琉球因此同時成為兩國的藩屬，好像一女許嫁兩男，幸而這兩男長期沒有謀面，這種奇怪的現象竟相安無事達270多年，但是現在終於碰上了。自日本明治維新，力行廢藩以後，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摩的藩屬，也在應廢之列，因此這次琉球民在台灣遇害，是日本向琉球下手的好機會，也是她南進發展的契機。
對於日本提出的要求，清國總署的大臣毛昶熙、董恂回答說：「生番殺害琉球民之事，我們已知道，但殺害貴國人，則還沒有聽說。但台灣、琉球均我屬土，屬土人民自相殺害，其裁決權在我，我國撫卹琉民，自有一定辦法，與貴國有何相干而煩代為過問？」日使則大爭琉球為其屬地，又陳述小田縣民遇害的詳情，並且進一步問：「貴國既然已知撫卹琉球民，為何不懲辦台番？」毛、董回答：「殺人的都是生番，只好置之化外，日本的蝦夷，美國的紅番，都不服王化，這也是各國常有的事。」日使說：「生番害人，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毛、董推托說：「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清廷又告訴居間協調的美國人說，原住民「政教不及，野蠻無主」。
清廷既然承認台灣「生番」「野蠻無主」，對於日本要興師問罪又是「聽憑辦理」，這是出兵的好機會。而居間協調的美國人，其實又在一旁推波助瀾。美國公使德洛克（C. E. De Long）極力慫恿外務卿副島種臣實行征台。他告訴副島說，台灣是一肥沃之地，有米、砂糖、芋、礦山等，久為外人所側目。清廷未能對全台行其統治，故可「取為所有」，美國不要他國之地，但「我國喜好友邦擁有他國之地而予以廣殖之正義」，如果日本出兵台灣，他們願意提供台灣海岸地圖，並極力予以援助，希望不要錯失攻台良機。德洛克並介紹其駐廈門領事李仙得給副島，做為諮詢有關台灣諸問題的顧問。德洛克也向本國政府報告說，他對於能使台灣朝鮮置於「同情西洋列國的國家之下」（指日本），深感滿意。
1874年3月，日本以大隈重信為總理、西鄉從道（征韓論者西鄉隆盛的兄弟）為都督，率領日兵3600多人，由三菱財團提供向美、英租來郵船各一隻，從日本長崎出發，向台灣開征，在今天屏東縣車城南方的社寮登陸。日軍首先死傷500多人，後來採迂迴包抄戰術，打敗原住民，佔領牡丹社（殺人的是高士佛社，牡丹社卻受罪）。日軍在該地建築營寨，並與居民簽租地合同，屯田闢荒，大有長居下來的樣子。
清廷得知消息，才知事態不妙，趕緊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全權處理。沈葆楨調來部隊一萬多人，動用了各機器局所製造的軍器，以及福州船政局、招商局的船隻，來支援台灣的防備。一面派員通知日方撤兵，準備議和。
雙方議和在北京展開，日方代表柳原前光表示，琉球是日本領土，琉球人遇害，日本才出兵懲番，而台灣的番地並非中國領土，因為中國政權未達到番地，然而談判不果，日本改派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交涉。大久保利通偕美國顧問李仙得，與清國當局辯論「番」界問題，兩月不決，後以歸國要脅，暗中託英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Wade）出面調停，最後雙方互換條約議和。清國除了給撫卹銀十萬兩，建築賠償四十萬兩之外，最重要的是清國必須承認日本這次出兵台灣，是一項「保民義舉」。此項承認，等於承認琉球是日本的屬地。大久保在談判回程時，還經得清廷同意，在台灣南部琉球民遇害地點，立了一個墓碑，上面書寫：「大日本琉球藩民54名墓」，日軍忙於撤兵之時，不惜抽空趕建政治墓碑。
清國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於是日本乃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日明治8年），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制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
牡丹社事件雖然使清國失去其藩屬琉球，但一方面亦因賠償金的交付，而將台灣東南部原住民區的領域明確置於其主權之下，並明確獲列強的承認。
日本經「牡丹社事件」之後，正式取得琉球，但暴露其對台灣的領土野心。日本在發動牡丹社事件之前，曾派樺山資紀來台灣偵查，由日本的留華學生水野遵擔任翻譯嚮導。21年後，日本經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第一任總督即由樺山資紀出任，而第一任民政長官即是水野遵。
牡丹社事件，使得統治台灣已經190年的滿清王朝才開始認識到台灣在其國防上的重要性，一反190年來封山禁海的消極政策，轉而採積極的治台態度。
事件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廷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因此，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北路增設一府（台北府），下轄三縣（除新竹縣、淡水縣外，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一廳（基隆廳）；南路方面增設恆春縣，在瑯王喬築恆春城。他從法國聘來工程師，在台南建造大砲陣地，名曰「億載金城」。又請來英國技士，建造鵝鑾鼻燈塔。打狗港（高雄）砲台、東港砲台，也相繼建造。
再者，清廷也接受沈葆楨的建議，廢除內地渡台耕墾的禁令，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於是沈葆楨於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
此外，也開始所謂的「開山撫番」的山地政策。沈葆楨的「開山撫番」的工作，最初是以武力進行─以軍隊開闢後山的道路，並討伐不服的「凶番」。這種所謂「開山撫番」的措施，其實是以統治者及漢人的利益與價值為中心，來對待原住民，葚至發生屠殺原住民的情事。於此，牡丹社事件讓我們看到，原住民是帝國主義霸權與封建政權之間的犧牲者。
【基本參考資料】
◆藤井志津枝，《日本軍國主義的原型─剖析1871—74年台灣事件》，1983，著者印行。
◆左舜生，《中國近代史四講》，1962，香港，友聯出版社。
◆包滄瀾，《日本近百年史》，1966，台北，藝文印書館。
◆原口清著，李永熾譯，《日本近代國家之形成》，1969，台北，水牛出版社。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1996，台北，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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