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細數內心深處的點滴

一九五五年，當時十八歲的我，因留學國際基督教大學（ＩＣＵ），第一次來到日本。之後，因為主張台灣獨立、推動民主化運動的關係，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中。就這樣三十多年，台灣這片土地對我而言，可說是有家歸不得。好不容易等到實施長久的戒嚴令解除，終於得以在一九九二年回到我的故鄉——台中，停留了約十天左右。隔年，隨外子許世楷返台定居。之後，外子在大學教書；而我，也在大學授課，並四處蒐集台灣民間傳說、古老故事，寫了些許適合孩子們閱讀的書籍。
二○○四年，外子出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為台灣的駐日使館）代表。赴任日本，這其實是始料未及的事，因為在此之前，我和外子還計劃從此要在台灣四處尋訪旅行。但由於日本對我而言，可說是第二個故鄉，我人生中的青春歲月都在那裡度過；在那裡結婚、生子；加上女兒一家也都住在日本，所以，雖然對是否能勝任代表夫人的工作感到有些不安，但還是毅然決然地決定支持外子的工作，做他的後盾，並為台日友好關係盡些許棉薄之力。
踏上暌違了三十多年的土地，回到故鄉生活，重溫故鄉親人朋友對歸鄉遊子的溫情。故鄉的外觀變了。變很多。但是，陽光、雨水、月亮依舊；鄉情、鄉音仍然給予我們無比溫暖舒適的感覺。同時，讓我有機會重新審視回想過去在日本生活的點點滴滴。一張張教人感懷的面容，一一地浮現在眼前，這才教我驚覺，原來在自己的內心，受那屬於日本的點點滴滴的影響竟是那樣地大、刻畫得那樣地深。
在讀台灣古老傳說故事時，一定會和日本的民間傳說做比較；教學生插花的同時，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是一幕幕從前住在ＩＣＵ女生宿舍時，學生們將摘自校園中的美麗小花，裝在洗得剔透的玻璃瓶，擺飾在洗臉台上的景象。而也就是這景象，讓我深刻地感受到那潛藏在日本女性內心深處的豐富內涵，並為之吸引。
從留學生時代開始接觸日本文化以來，歷經半個世紀，三年前以代表夫人的身分，再次回到日本生活至今。這一路走來雖不平坦，但卻可謂充實。如今回首來時路，我想將融流在我內心深處那屬於台灣和日本的點點滴滴，再一次地細數回味，故著手寫下本書。


讀後感　靜水流深 顏利真

端節假期的前夕，當我甫從台中驅車回到基隆的晚上，就意外接到師母從日本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的仍是師母那一貫溫柔輕軟的語音，教人聽了總是有一股平安喜樂的感受。談話中，師母說希望我能幫她的新書寫一篇讀後感，我一時聽了，不勝惶恐之至，因為要我這個初出茅蘆的晚輩為我一向所敬仰的長輩寫序，不免教人有一種「不知輕重」的感受；但那一瞬間我只一心想著「母命不可違」，所以就「豪氣干雲」地一口答應下來了。待掛斷電話之後，我才驚覺自己太大膽了，怎麼敢如此造次？後來，在稍事喘息、「收驚」之後，才正襟一想：這是我責無旁貸的工作，因為長期與師母及院長生活在一起，讓我有機會親炙這兩位長輩的學養與風範，所以我絕對有義務將我的近身觀察記錄下來，以讓台灣人明瞭：何謂「台灣精神」？何謂「台灣人的典範」？這麼一想，我也就不揣淺陋地當仁不讓了。
回想三年前，當院長意外地接獲「台灣駐日代表」一職時，我們的心情都非常地興奮！因為我們都知道，以院長在日本崇高的聲望及豐沛的人脈，絕對是駐日的最佳人選，他此去必能為台日關係做更好的鋪設。在臨行前的一次偶然機會裡，我載著師母與院長要去辦事，師母坐在前座，院長坐在後座，我們三個人愉快地聊著，在談到即將赴任的新職時，只聽到從後座傳來一段句句發自肺腑、充滿了使命感的談話：「我們現在只想著一個問題，那就是——『能為台灣做些什麼？』、『該如何做？』然後『儘快將它達成』——我們心裡所想的，就只有這個問題而已。」聽到這樣的談話，我心裡不禁深受感動，握方向盤的手竟微微地顫抖……。就是抱持著這份熱切的心，院長與師母到了日本之後，就馬不停蹄地展開他們的外交工作（為此還穿破了好多雙鞋，每次回來台灣都要重買新鞋），也在半年多後，立即展現亮麗的成績單：二○○五年三月在名古屋舉行的「愛知博覽會」，台灣人得以獲得三個月內免簽證入境，七月之後，更是成功地達成永久免簽證的傲人成果，打破了台日之間長期以來的不平等地位，為台日之間的關係開展另一頁的新局。這一切的一切，看似「平凡無奇」、「水到渠成」，但是其間的驚濤駭浪與艱辛坷坎，實非外人所能想像。這樣艱難的外交工作，除了倚靠院長睿智的運籌帷幄之外，師母在幕前與幕後的穿針引線功夫，更常常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師母扮演的無疑是「最佳大使夫人」的角色。
在我閱讀完師母這本新書之後，我有很深的感動，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溫柔的力量」，也讓我們看見一種可能——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堅持。就像書中那不疾不徐、娓娓道來的敘事筆調，在行文間總可感受到師母對正義、對和平、對自由的堅持與勇氣；正如他們的女兒友美小姐在給父母的信中所言：「爸爸揮舞的是一把知識和超凡的劍，而媽媽揮舞的則是一把智慧和勇氣的劍。……媽媽的劍在爸爸的護衛之下越磨越利，爸爸則因有媽媽的協助，才能無後顧之憂地向前衝。」從台獨運動到對日工作，老師與師母的步伐一直就是如此一致、如此堅實。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時而帶淚、時而含笑，總感覺師母的生命就像是一條清澈的溪流，緩緩地向前流動著，其間若遇到大風大雨，她會在最短時間內、盡最大的可能，將風雨所帶來的殘渣淘洗乾淨，讓它恢復原本清新的本色，當中並挾藏著一股巨大的能量源源不絕地在汨動著……。「靜水流深」，我想師母釋放出來的正是這樣的力量，我相信，這一彎清澈的溪流，有一天一定會引導我們流向大海，讓台灣在世界的舞台上站起來！祝福師母、也祝福院長，願平安喜樂永遠降臨您們身上，也由衷地感謝您們以及您們雙方的家族，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為台灣所做的無怨無悔的付出。

「我心目中的日本」書籍詳細資料

序 覺醒之後


　　我是一個不懂得賺錢卻喜歡寫文章批評時政的文人，一個不善理財卻喜歡研究歷史的窮教授。古人說，「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我則是「床頭黃金盡，教授無顏色」。不過，床頭倒是堆了一大堆自己嘔心瀝血卻不暢銷的書。
　　我出版過的書有兩類，一類是歷史論述，一類是政論集。前者先按下不表，因與本書無直接關係。至於後者政論集，大致是我在報章雜誌上面的評論性文章經過一段時日之後的結集。算算自學生時代至今，先後集結出版的文集有：《一個大學生的覺醒》、《恐龍的傳人》、《叛徒的告白》、《政治小檔案》、《我們不做空心人》、《眉批台灣》、《台灣要衝決網羅》、《吾輩是狗》、《聖誕老公公不見了》、《台灣怎麼論》、《李筱峰專欄》、《李筱峰專欄續集》等書。這些書除後面兩本之外，都已經絕版。絕版的書，從書市觀點來說，幾乎已無價值；但是從史學觀點來看，它們起碼還具有史料的意義。至少，那是代表著像我這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的紀錄，這是我不願妄自菲薄的一點自我肯定。
　　好友魏淑貞女士，玉山社出版公司的總編輯，肯定我的自我肯定，卻不讓我敝帚自珍，建議要從我過去的政論文章中出版一本「精選集」，我欣然接受。不過，我希望早期思想過於幼嫩的文章不要列入挑選的對象，最好從我「第二度覺醒」之後的文章開始挑選。
　　什麼叫做我的「第二度覺醒」？因為我的心路歷程經歷過兩次的覺醒，容我在此洩漏一點我的心路歷程。
　　我出生在一九五二年，那是蔣政權威權統治的時代，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如火如荼進行，我當然難逃這套黨國教育的輻射。直到初中三年級，我的書桌上還擺著蔣介石總統的相片，那是學校教我們的「民族救星、時代舵手、世界偉人」，當然也是我當時心目中近乎神明的偶像英雄。但是，人總是要成長，就在我進入台南二中之後，當時台南公園南路上面的舊書店，啟蒙了我的民主自由思想。我在那裡開始接觸已經被蔣政權停刊的《自由中國》雜誌，開始接觸殷海光、雷震等人談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文章，進一步更開始接觸羅素、海耶克等學者的自由思想，經過一段如凱因斯所說的「一個人思想的改變，比拔牙還痛苦」的階段，我終於從一個國民黨黨化教育下的法西斯狂徒，轉變成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這是我的第一次覺醒。
　　一九七一年，我考入政治大學教育系，我決心從事教育改革，期待黨化教育能早日結束。希望透過教育，培養具備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的國民，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進入政大教育系之後，我開始在當時言論最前線的《大學》雜誌發表文章，批判黨化教育。大二那年，我因發表〈個性教育往哪裡去？〉一文，被政大訓導處記了一個大過。但我仍繼續發表文章，到了大三，我寫了一篇〈奈何明月照溝渠？〉的文章，質問系主任為何寧願花錢獎勵學生的舞會郊遊吃喝玩樂的活動，卻百般壓制我（當時任系學會學藝幹事）所申請的學術演講活動。文章一出，學校終於按捺不住，最後將我勒令退學。
　　被政大退學後，我轉學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先進教育資料系，再轉歷史系。
　　儘管跳出了國民黨的法西斯泥淖，但是國民黨教給我的大中國意識卻仍根深蒂固。在淡江，我遇到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與大中國情懷的師生，我曾經短暫地跟著他們狂歌〈長江水〉、〈一條大河〉之類的歌曲。可是，也在這個時候，在淡江的台灣資料室接觸許多台灣歷史的資料，特別是整套《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影印本，我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開始讓我走入台灣史研究的領域。淡江畢業前，我完成了《台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的初稿，也注定我走上台灣史研究的路途。更因此，慢慢讓我體會到台灣史與中國史的「殊途不同歸」。
　　到東引當兵的日子，雖然經常在天氣晴朗的時候會看到中國大陸的河山，但是此時已經不再有過去教育教給我的祖國山河的夢幻，反倒是故鄉台灣的山水，讓我魂縈夢牽。
　　退伍後，我進入當時黨外運動的刊物《八十年代》雜誌社，擔任執行主編。未幾，美麗島事件爆發，我們的雜誌遭查禁、停刊。幾經周折，我離開媒體，進入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更深沉地思考與研究台灣的歷史與未來，更加體會台灣必須獨立建國的重要性。於是中國人李筱峰，逐漸蛻變成台灣人李筱峰，這是我的第二度覺醒。
　　我的政論集之中，屬於「第二度覺醒」的，包括《眉批台灣》、《台灣要衝決網羅》、《吾輩是狗》、《聖誕老公公不見了》、《台灣怎麼論》、《李筱峰專欄》、《李筱峰專欄續集》等書，其餘的，雖然鼓吹民主自由，卻還是抱持著虛幻的大中國意識。
　　我這本選集，是從第二度覺醒之後的政論中選出來的。感謝玉山社魏總編輯和主編蔡明雲小姐的辛勞與苦心，替本書進行編選的工作。
　　本書的許多文章，雖然是我的舊作，可是話題仍然不失時效。我期待台灣早日能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好讓我這些文章失去時效性，早早進入歷史，是為序。
　　
　　 李筱峰 序於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二○○七．八．一


一個中國？一個阿拉伯？一個英吉利？
　　
　　有一個旅遊廣告在介紹「新加坡這個國家」時，這樣寫著：「新加坡七十六％為中國人，都會講華語、台語，食、衣、住、生活習慣均與台灣無異。」看了這段介紹文字，我真感到啼笑皆非，心裡問：新加坡共和國怎麼會有七十六％是「中國人」呢？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對「新加坡共和國」而言，「中國」是外國，一個國家的國民，有七十六％是外國人，這個國家還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嗎？如果再進一步追究，所謂「中國人」，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還是「中華民國」的人呢？則問題就更複雜了！原來，前面這段介紹文中所謂的「中國人」，是泛指「華人」之謂，是就血統、種族而言，而不是就國籍而論。
　　今天，在台灣許多人受了國民黨「民族大義」教育的薰陶，分不清民族（種族）與國家的意涵，常常將種族與國家混為一談。
　　我曾經問學生：「李遠哲、王贛駿是中國人嗎？」學生們異口同聲說：「是中國人！」還有學生回答說：「他們是我們中國人的光榮！」我反問學生：「李遠哲、王贛駿兩位先生明明擁有美國國籍，諾貝爾物理學獎也明明頒給美籍的教授李遠哲，你們為什麼硬說他是中國人？」有一位學生看我不承認李遠哲等人是中國人，急得「義憤」填膺，起來訓了我一頓說：「李遠哲、王贛駿身上流的血液，和老師身上流的血液一樣，都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的血液。我們身上的黃皮膚、黑眼睛，永遠改變不了我們是一個中國人的事實……。」國民黨的教育真厲害，厲害到讓成千上萬的青年學子成為分不清「民族」與「國籍」的迷糊蛋，而且還對不願當迷糊蛋的人施加道德的譴責。這個國家（不是「民族」）不亂才怪！
　　長期以來，我們聽慣了這樣的政治口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很顯然地，這種口號的前提，是國家與民族不分的。但是，以「現代國家」的觀念看，國家與民族之間，並不必然要畫等號。一個民族可以產生兩個以上的國家；兩個以上的民族，也可以共組一個國家。所以具有「現代國家」觀念的人，面對前述的政治口號，他一定要追究清楚：「到底是國家至上？還是民族至上？」、「到底是先為國家盡忠？還是先為民族盡孝？」
　　美國人劉家昌曾經做過一首歌叫作「中華民國頌」，其中歌詞說：「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喜馬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只要稍具現代史常識的人，都應該清楚，在中華民國的任何團體中（如同盟會、光復會、共進會、文學社……），也沒有人跑到喜馬拉雅山去建家園。歌詞有一段更好笑，說中華民國已經「聳立五千年」，越說越離譜，明明一九一二年才建立的中華民國，怎麼一下子就五千年了，原來，美國人劉家昌將「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混在一起了。
　　今天，許多人經常以「民族認同」來替代「國家認同」，造成當前台灣「國家認同」上的分歧，也為台灣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與危機。
　　不要說移民海外已經取得外國籍的華僑們仍被稱為「中國人」，進而要求與一般台灣人民同享權利，再進而干擾台灣人民獨立自主的權利；如果再以最近「中華田徑協會」理事長紀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講的話為例來看，我們真要為台灣的前途擔心。紀政於五月十五日在南京參加「台北—上海—北京」接力長跑時，激動地朗讀一首名叫「千秋大愛」的歌詞：「我們的心是中國心，我們的愛是民族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當局一定樂歪了，既然你們台灣人的心是中國心，既然你們的愛是民族愛，那麼我們海峽兩邊基於民族大愛，就趕緊統一吧！國民黨長期在台灣實施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相混為一」的教育，顯然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台統戰做了裡應外合的呼應。這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北京當局及其在台同路人經常指罵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是「民族分離主義者」。顯然這種指控也是認為一個民族只能建立一個國家的「民族與國家合一論」。他們認為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一樣都屬於「中華民族」，既然都是「中華民族」，豈可自立為國？
　　「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名詞，還是虛構的政治名詞，姑且不論。我只是不能理解，為什麼盎格魯薩克遜、日耳曼、阿拉伯等民族，都能夠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國家，何獨「中華民族」只能建立「一個中國」？
　　阿拉伯的世界有二十一個國家，哪一國是「分離主義者」？我們怎麼沒有聽說「一個阿拉伯」的政策？同樣說英語的、文化同源甚至種族同源的國家也有好幾個？誰又是「分離主義者」？我們為什麼也沒有聽過「一個英吉利」的政策？為什麼「一個中國」的民族主義幽靈，卻必須死纏著台海兩岸的這兩個兄弟之邦？「中華民族」到底中了什麼邪？
　　 原載於一九九二．五．二十二《自立晚報》

「我的覺醒—只是為了自己管理自己」書籍詳細資料

正視重量級的中國問題 林世煜（評論者．作家）

「單看有關中國的報導和分析，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特徵，那就是它們若非極度樂觀，就是極度悲觀。我想，這有可能是因為評論中攙雜了不單純的因素所致，好比立場性的主客觀。有些意見出於職業立場，有些則免不了受思想影響。」（頁二五六）
做為一個死心塌地的台灣人，多年來我對「閱讀中國」，極為抗拒。杉本信行先生上引那一段話，多少描繪出我們面對關於中國的訊息時，由於缺乏辨識真偽和分析解讀的能力油然而生的某種厭惡心理。
然而確實的，「中國是個重量級的存在，已經足以影響全世界，使得它的國內問題不再只是單純的內政問題，若說中國問題即將演變成全球規模，恐怕也不為過。時代已經變了，我們身為中國的鄰居，不能再只是隔岸觀火了。」（頁二七三）
我也都懷有同樣深切的焦慮。並因為無法信任傳播媒體，壁壘分明、各為其主的「文宣」，而深覺沮喪。幾年前，為了克服這種困境，買進好幾冊外國歷史學者綜論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我隱隱以為，這是擺脫兩岸僵硬意識型態，比較令人安心的途徑。在那些堂皇鉅作裡，可以感受到學者對理性的執著，以及，誠實且有節制的，對中國的一份愛慕和關懷。
然而，我們還是無時無刻因紛至沓來，充滿矛盾對立的現實訊息轟炸而頭暈目眩。我們渴望較公允的第一手見證，有洞見的現象解讀，值得信任的數據分析。中國問題，是個不能被意識型態和主觀價值選擇所綁架的「重量級存在」，並且攸關國人身家性命的安危。
我們因而常在書肆搜索，或向學院的朋友討教。這本《大地的咆哮─中國觀察的第一手實錄》，正是最新所得。作者杉本信行先生，是日本外交官，連同語言學習期間在內，自一九七四年起，前後留駐中國十四年。我畢業於政大外交系，同班同學多有任職外交部者；個人也曾於黨外運動期間，多少接觸美國駐台的政治官員；於國外旅遊時，和我國外館人員也有些接觸。種種親身體驗，令我確知，杉本先生是一位極稱職的外交官。
是的，他是一個忠誠的日本公民，但他對中國事物的觀察和情勢的研判，能理性反映實象；對日中關係的現實利害與情感糾葛，懷著同情的理解；並深入中國農村，落實援助政策。他不只是稱職的外交官，也是令人敬重的世界公民。
他在癌症末期的日子裡，寫下長年在中國觀察的心得，既真摰又真實，對於誠心誠意要瞭解中國的國人，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書。



借鏡更細緻、更務實的對中策略 劉進興（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


「中國是個麻煩的鄰國，偏偏日本又不能搬家」。作者杉本信行這句話，台灣讀者一定很有同感。問題是，怎麼辦？這本書提供一個日本外交官的思考。
一九七三年杉本到中國學中文，其後在外務省服務。他兩度出使中國，因為負責對中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工作，得以深入農村觀察。二○○一年擔任駐上海總領事，二○○六年因肺癌過世。過世前他強忍病痛寫下《大地的咆哮》這本書，以十四年的觀察，提出對中國政策的建議。
杉本以外交官罕見的誠實而辛辣的筆調批判中國，認為中國打著社會主義旗幟，卻任憑原始資本主義剝削農民，耗盡大地資源。在他看來，人民與大地都將反撲，中國的霸權主義與反日運動，只是用來轉移農民的不滿，以維持政權的正當性。
他觀察到，鄧小平「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的政策只嘉惠都市人口，九億農民則「與這一切經濟發展無緣，生活條件自革命以來就毫無改善」。農民「活在身分制度下，像封建時代般地飽受壓迫」。
「身分制度」是中國特殊的戶籍管制。「都市戶口」有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免費義務教育；「農村戶口」這些都沒有，連義務教育都要自己負擔一大半。兩種身分分而治之。除非上大學、任職國有企業、或者從軍，農民永遠無法變更為都市戶口。書中有個慘絕人寰的悲劇：一個鄉下女孩因為未婚夫考上大學，被迫解除婚約。因為結婚無法改變她的農民身分，連生下的小孩都還是農村戶口。
城市越發展，農村的悽慘就越無法忍受。杉本認為，農民的憤怒已經嚴重到足以撼動中共政權。一黨專政看似強悍，其實領導階層內部充斥缺乏自信、不安，及對未來的悲觀。他們大多把兒女送到海外留學，為政權瓦解預留後路。
但杉本並非憤怒的反中派。他認為，「放任落後的中國不管，最後可能會變成像北韓一樣，威脅更大」。因此，日本開始對中提供經濟援助。ODA的長期低利貸款，三十年來總額高達三兆日圓。杉本認為，讓中國「成為一個穩定社會，開始以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克盡責任時，對日本的國家利益是有幫助的」。援助計畫中的「草根無償資金協助」因為跳過中央，直接與地方接觸，使他得以在捐贈救護車、重建鄉村小學之餘，對中國有更深刻的瞭解。
杉本認為，要救中國就要促成民主化。天安門事件時，CNN讓全世界看到現場慘狀，阻止了進一步的鎮壓。必須將中國的真相公諸於世，才能夠促成真正的改革，而此任務只有梵諦岡做得到。他期待梵諦岡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數以千萬的教徒在中國形成的訊息網絡，將能防止中國的自我毀滅。這樣的策略，台灣的外交部一定不喜歡，但中國若與梵諦岡建交，對中共政權是福是禍，還未可知。
在飛彈威脅下又「不能搬家」的台灣，卻有許多人將杉本眼中危機四伏的中國，當作拼經濟的新希望，另外一派則只是逃避，而不知如何積極面對。非黑即白，似乎很少人在討論更細緻、更務實的策略。杉本信行這本「建構在外務省紮實的情報累積與分析之上」的書，不但比少數個人提供的「真相」可信，也可以啟發我們思考更大膽的對策。



悲憫的人權關懷者 魏千峰（律師）

我這些年來從事人權運動，除關注台灣的人權狀況，也將部分重心放置在中國人權，就後者的評述，論者往往不是掩飾太平，就是強烈譴責，但很少像前日本上海總領事杉本信行生生衹是客觀地陳述，悲憫地關懷中國的農民、勞工、宗教及環境保護，讓人對作者的溫暖與誠意深為感動，也使本書更具說服力。人權是普世價值，本書作者對此闡述地非常精闢。
到中國觀光的台灣客常迷惑於上海外灘的五光十色或桂林山水的秀麗，很難體會到中國大多數貧困人民的生活現況。本書特別提及深受制度上歧視的農民全年衹有二千日圓的收入，常瀕於餓死邊緣，但他們因為戶籍是「農村戶口」，不能自由到城市工作，雖說中國向來自稱工農兵政權，農民卻沒有失業保險、養老年金與醫療保險，而鄉鎮政府往往強徵農民制度外費用，此皆使農民有如化外之民，非常貧窮，與經濟成長無關。
而中國政府為整頓績效不張的國有企業，大力實施人事精簡案，令失業者和暫時休聘(下崗)的人數大增，勞動爭議也增加許多，據本書指出，二○○○年全國便有十三點五萬件，二○○三年竟暴增為二十點六萬件；並引用二○○五年七月十九日發布的美國國防總部報告指出，中國在二○○四年發生的「暴動」少說也有五萬八千件。然而，就我所知，律師處理集體勞工案件的比例偏低，一方面是中國律師多數較願意為企業界服務，俾賺取較高的律師酬金，另方面，中國政府亦從法令上牽制律師接辦群體案件的可能性，此或許是執政者本身信心不足，衹能以國家暴力防堵律師從事維權運動的緣故。
本書最令讀者感佩者，乃是作者道出中國政府何以壓迫法輪功的理由。法輪功風潮的背景在於中國貧富差距大，許多人擔心生病享受不到醫療保險，衹好靠氣功預防，故藉由養生運動祈求來世的救贖與現世的健康，這本為極自然的現象，但中國共產黨本質上不容異質思想發生，竟認為它威脅共黨政權的生存，全面激烈鎮壓。此充分曝露共黨一黨壟斷所有政治、社經活動主導權之性質。難怪東歐前共黨國家民主化的前提，須取消共黨在憲法上的優越地位，社會其他力量才有發展的空間。沒有跨越此鴻溝，所謂民主、人權與法治皆是空談。
而誠如杉本先生所言，中國是個重量級的存在，足以影響世界，中國問題是全球規模，身為中國的鄰居，不能隔岸觀火。聰明的讀者能不重新認識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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