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不等同於全體中國人

在對中國的認知中，我認為重要的不是從既有觀念去看中國，而是盡可能摒除紙上談兵、就現實面去了解它。其中最要緊的，就是避免將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現行體制等同於「全體中國人」。單就其政治制度、統治階層去看中國，不足以認識這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觀察雖然很重要，構成國家的十三億人民卻不只有統治階層，而是另一群人──至今仍活在身分制度下、像封建時代那般受壓迫的九億農民──直視他們的現狀，才是最重要的。

長年在中國服務，甚至體驗過文化大革命末期的生活，坦白說，我也曾有過「幸好我不是出生在中國」的想法。在中國，一般人要出頭並不容易，想從貧下中農階級往上爬就更難了。有相當地位的人也不好過，因為處在「密告」與「監視」的社會中，人們不得不提防他人的探聽，包括上司、同事、朋友、左鄰右舍，有時甚至連親人也不例外。曾經有一段時期，人們必須藉密告他人才能生存，而這種陰影至今仍沒有完全自中國社會褪去。

我在本書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多有辛辣批評，但那絕不是對「全體中國人」的責難，而是我基於「這樣下去必定有害無益」而表述的率直想法。因為我認為，日中雙方能正確了解彼此的情況，必定有助於兩國的國家利益。

再者，從外界看來，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或許是屹立不搖的，也有不少人企圖藉由長期且大規模的全球布局，一步步推進其霸權策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當中，部分人士的確有這種傾向，但事實上，缺乏自信、憂慮、不安，以及對未來的悲觀，卻充斥於領導階層的內部。會認為共產黨能夠永遠維持其統治體制的黨員幹部，幾乎成了少數派。

舉例來說，人稱「太子黨」的革命元老第二代之間就流傳著一個小故事：據說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到迫害而肢體殘障，他在文革結束之後向父親表示自己「終於做好了入黨的準備」，連入黨申請書都填好了，沒想到鄧小平卻說「你在胡說什麼。你要是進了共產黨，鄧家早晚會絕子絕孫」，阻止兒子加入共產黨。這個小故事未必是真的，然而它的流傳卻說明了共產黨最高幹部對黨的前途是如何缺乏信心。

另外，中國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者們，大多把兒女送到海外去留學，但與其說是為了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人才，倒不如說是為了因應共黨政權可能的瓦解。許多海外留學生一去不回，就此滯留或在求學當地取得居留權，也可說是不信任共黨體制的一種表現。

中國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內戰失利後流亡到台灣，其幹部子弟也大多赴海外留學；我在台灣任職期間也常聽說，此舉同樣是為了確保國民黨政權垮台時的海外出路。

「三農問題」超乎想像

最令中國領導階層頭痛的不是對外政策，反而是國內政策。其中，他們對「三農問題」──農村貧困、農民苦難、農業不振等的憂慮之劇，超乎想像，而這些問題甚至已嚴重到足以撼動中國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地步。中國農村的慘狀、農民受到的差別待遇和剝削，幾乎是筆墨難以形容。城市的發展越是興盛，農民的不滿和對共產黨政府的憤怒便越攀升。在中國農民的心目中，共產黨政權早已失去正當性和正統性，此言並不為過。

國際開始正視中國的威脅性，對其霸權主義的警戒心也增強了。中國之所以持攻擊姿態去發展其對外政策，和國內的不安定也有關係。就我的觀察，中國共產黨似乎有一種強迫觀念，認為要維持共黨政權的正當性與正統性，唯有採取對外強硬路線；或者說，他們認為重拾中國王朝極盛時期的版圖才是維繫政權正統的必要途徑。但是，現代的中國人好像還沒有體認到，共產黨政權已經淪落到必須用這種方式才能維持其正當與正統了。

不可或忘的是，中國對外強硬政策的背後藏有某種被害意識，我在正文中稱之為「義和團情結」，即中國人長期認為偉大的祖國遭受外國的欺侮，如今亦然。

至於對中國人民族性的看法，我認為日本人太過片面，總認為中國人普遍缺乏倫理和誠信觀念。在中國從事與經濟相關工作的我，常聽到來自企業界的訴怨和不平之鳴，內容不外乎遭到自己全心信任的中國事業伙伴出賣，或是投資在中國的資產被連根掏空。

本文摘自《大地的咆哮》前言